1956年，我父亲在老家四川简阳农村“大炼钢”，结果钢没有炼出来，锅碗瓢盆倒是全交给了大集体，日子过得缺米少盐。当时大西南的工业建设项目进行得热火朝天，父亲和三百多个家乡青壮年放下手中的农具，一根扁担挑了破烂的被子、几件换洗的单薄衣服、二十来斤路上吃的口粮，一行人从简阳步行了三十一天、一千五百多里路，历经了不少艰险，终于到了现在的会理矿山。
矿山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煮黑豆、玉米蒸馍，住的是低矮潮湿，用稀泥和石头垒的——本地居民称之为“干打垒”的土房子。从井下归来，一身灰，没有澡堂，只好用脸盆洗澡，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洗出来的水跟泥水一般，身上自然也是洗不干净的。
小时候我最爱去井口旁的“烤火棚”。等送馒头的人挑着两大框“班中餐”来，省吃俭用的父亲凭票给我们姐弟四人一人买一个大馒头吃。这在我们眼里和心里，可是世界上最美味可口的食物。懂事的姐姐、哥哥，总会在我们的馒头上掰下一块，用纸包好，拿回家给妈妈吃。
小学三年级时，有次我邀请最要好的同桌一起去那个烤火棚玩，烤火棚里正烧着从井下拉回来的烂木头，浓烟熏人。父亲和他的工友推着沉重的矿车，气喘如牛地出了井口，看着一丝不挂的父亲和工人叔叔，我顿时羞得无地自容。
父亲闲时会去河里钓鱼，还背上火药枪上山打野兔、野鸡，为的是能改善一下生活。父亲唯一的爱好，就是每天能喝上一二杯没有下酒菜的“寡酒”。后来日子好一些了，有了炒花生、米花糖、麻花这些下酒菜，但这些都被眼馋的孩子们分享了，父亲也只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，像老猫爱护小猫仔一般，高兴地喝着小碗里的“寡酒”。
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后，许多地方都在“躲地震”。父亲从山上砍了竹子，找来一块空地，搭建起“地震棚”，下班后，他就在“地震棚”旁的荒地上开荒种菜。父亲种的南瓜特别好吃，嫩南瓜我们一家人吃不完的，就拿到菜市场去卖，老南瓜到了秋天，一个有二三十斤重，蒸熟吃特别香甜可口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一家有吃有穿，全靠父亲像牛一样，上班在井下劳动，下班回家喂猪鸡鸭鹅。
父亲还给我买了三只小鹅，他说等鹅养大了，卖的钱我可以拿去书店买书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就赶着鹅去吃草，鹅不停地找青草吃，吃饱了就安静地听我给它讲故事、朗读课文。我们家在“地震棚”一住就是七年，后来才搬到矿山单身宿舍，挤在一间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，住到姐和哥结婚安家另外找新房。
1980年，我父亲退休了。由于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，他患了风湿，现在一到春季和冬季，关节就痛，步履艰难。很多时候，去矿区逛逛散心，都是我最小的兄弟老七背着他去。父亲在我心里就像会理老家山顶上的一株老松树，经历沧桑，但仍能傲霜矗立。
我在矿山工作过几十年的老父亲啊！儿想您……
